摘要

：在全球人工智能（AI）伦理面临“技术异化”与“价值空心化”挑战的背景下，中国基于“儒家生态经济学”的传统智慧，提出“经世致用”的AI伦理实践路径，将“以人为本”的价值内核深度融入算法设计。本文通过解析儒家“天人合一”“义利之辨”“为政以德”等核心思想与AI伦理的内在关联，结合中国《新一代人工智能伦理规范》《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等政策实践，论证儒家生态经济学如何为AI伦理提供“文化锚点”，推动AI从“工具理性”向“价值理性”跃迁，为全球AI治理贡献中国方案。

引言

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正在重塑人类社会的生产与生活方式，但其引发的伦理争议——算法歧视、数据隐私泄露、技术垄断等——也日益凸显。西方主导的AI伦理框架（如欧盟《AI法案》强调“可解释性”“人类监督”）虽试图构建规则体系，却因缺乏文化根基而陷入“价值中立”的困境。中国作为儒家文明的发源地，依托“儒家生态经济学”的传统智慧，提出“经世致用”的AI伦理实践路径，将“以人为本”的价值内核深度融入算法设计，为全球AI伦理提供了“文化-技术”协同的新范式。

一、理论根基：儒家生态经济学与“经世致用”的现代转化

（一）儒家生态经济学的核心要义

儒家生态经济学并非简单的“传统生态思想汇编”，而是以“天人合一”为本体论、“取之有时，用之有节”为方法论、“万物并育而不相害”为价值目标的系统性理论。其核心可概括为三方面：

生态整体性

：《周易》“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强调人与自然的有机联系，反对将自然视为“资源库”；

节用裕民

：孔子“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孟子“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孟子·梁惠王上》）主张资源的适度开发与民生的优先保障；

义利之辨

：荀子“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荀子·荣辱》）强调经济活动的道德边界，反对“见利忘义”的短视行为。

（二）“经世致用”的AI伦理指向

儒家“经世致用”思想（源于顾炎武、王夫之等明清实学）主张“学问必以躬行实践为归”，强调技术发展需服务于社会福祉。在AI时代，这一思想转化为三大伦理原则：

目的论

：AI的终极目标是“为人服务”，而非“技术自嗨”；

责任论

：技术开发者与使用者需对AI的社会影响承担道德责任；

协同论

：AI应与人类形成“互补共生”关系，而非替代人类。

（三）两者的内在契合

儒家生态经济学的“生态整体性”为AI伦理提供了“系统思维”（AI需与自然、社会协同），“节用裕民”为其注入“民生导向”（AI需服务于人的基本需求），“义利之辨”则划定其“价值边界”（避免技术滥用损害公共利益）。三者共同构成“经世致用”AI伦理的理论基石。

二、现实挑战：AI伦理的“价值空心化”与儒家思想的破局可能

（一）当前AI伦理的三大困境

算法偏见

：训练数据的“历史歧视”导致AI系统对特定群体（如女性、少数族裔）产生偏见。例如，亚马逊招聘AI因历史简历数据中男性占比高，系统自动给女性求职者打低分；

隐私侵蚀

：数据收集的“过度化”与“暗箱化”侵犯个人权益。Meta的“面部识别门”、滴滴的“数据安全事件”均暴露了这一问题；

责任模糊

：AI决策的“黑箱性”导致责任主体难以界定。自动驾驶事故中，车企、算法开发者、数据供应商的责任划分缺乏明确标准。

（二）西方框架的局限性

西方AI伦理强调“技术中立”与“程序正义”，试图通过“可解释性”“人类监督”等规则约束技术，但忽视了文化价值观对伦理判断的影响。例如，欧盟《AI法案》虽要求“高风险AI系统需可解释”，但未回答“何种解释符合人类根本利益”；美国“算法问责法案”关注“歧视结果”，却未触及“歧视的文化根源”。这种“价值空心化”导致规则与实践脱节。

（三）儒家思想的破局优势

儒家生态经济学的“文化基因”为AI伦理提供了“价值锚点”：

“天人合一”的系统思维

：可指导AI设计从“单一目标优化”转向“生态协同优化”（如智能电网需兼顾发电效率、环境成本与用户需求）；

“节用裕民”的民生导向

：可约束AI技术的“过度商业化”（如禁止利用算法诱导过度消费）；

“义利之辨”的责任伦理

：可明确AI开发者的“道德义务”（如算法设计需主动排查歧视性偏差）。

三、实践路径：儒家“经世致用”在AI算法设计中的具体应用

（一）“仁”的伦理：构建“无歧视”的公平算法

儒家“仁者爱人”（《论语·颜渊》）思想要求AI算法需体现对所有人的平等尊重。中国实践通过以下措施落实：

数据清洗的“去偏见化”

：在政务、金融等领域的AI系统中，强制要求训练数据覆盖不同性别、年龄、地域的群体，并引入“公平性指标”（如不同群体的错误率差值需小于5%）；

算法设计的“可解释性”

：要求高风险AI系统（如司法量刑辅助、医疗诊断）提供“决策依据可视化”，例如，某银行的“信用评分AI”需向用户说明“为何降低额度”（如“近3个月逾期次数”占比60%）；

特殊群体的“适应性设计”

：针对老年人、残障人士等数字弱势群体，开发“简化版”AI交互界面（如大字体、语音引导），确保技术红利“不掉队”。

典型案例：杭州“城市大脑”在交通信号优化中，通过分析不同区域的通勤时间、学校分布等数据，优先保障接送学生的家长与老年人的通行权，践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仁”道。

（二）“义”的担当：建立“负责任”的开发机制

儒家“君子喻于义”（《论语·里仁》）强调技术开发者需承担道德责任。中国通过“伦理前置”机制将“义”融入AI全生命周期：

伦理审查的“强制性”

：2023年《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要求，生成式AI需通过“伦理安全评估”，重点审查是否存在“煽动仇恨”“虚假信息传播”等风险；

开发者责任的“可追溯”

：建立“AI开发日志”制度，记录算法设计、数据选择、模型训练的关键决策，一旦出现伦理问题可快速定位责任主体；

公共参与的“协同治理”

：在AI标准制定中引入“多元协商”机制，例如，工信部《智能网联汽车准入指南》的制定过程中，邀请伦理学家、消费者代表、车企工程师共同参与，确保规则符合“公义”。

典型案例：百度“文心大模型”在研发阶段设立“伦理委员会”，成员包括哲学家、社会学家、法律专家，对模型的“价值观倾向”（如对性别、职业的刻板印象）进行定期评估，确保输出内容符合“义”的要求。

（三）“礼”的规范：完善“有秩序”的制度保障

儒家“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主张通过制度规范引导行为。中国在AI伦理领域构建了“法律+标准+行业自律”的多层次制度体系：

法律层面

：《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安全法》明确AI应用中的隐私保护、数据权属等底线；

标准层面

：发布《人工智能伦理规范》《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安全基本要求》等国家标准，细化“公平性”“可解释性”“透明度”等指标；

行业自律

：互联网企业（如阿里、腾讯）成立“AI伦理委员会”，制定《算法应用伦理指南》，主动承诺“不利用算法大数据杀熟”“不诱导未成年人过度使用”。

典型案例：抖音的“青少年模式”通过算法限制使用时长、过滤不良内容，并允许家长自主设置权限，既符合“礼”的规范（保护未成年人），又体现“义”的担当（企业社会责任）。

（四）“智”的理性：推动“向善用”的技术创新

儒家“知者不惑”（《论语·子罕》）强调“智”需服务于“善”。中国在AI技术研发中倡导“价值敏感设计”（Value-Sensitive Design），将“以人为本”的价值目标嵌入技术架构：

隐私计算的“可用不可见”

：通过联邦学习、多方安全计算等技术，在保护用户隐私的前提下实现数据共享（如医疗AI可分析跨医院病例数据，但无法获取患者个人信息）；

可解释AI的“白盒化”

：开发“决策树可视化”“特征重要性分析”等工具，使AI的决策逻辑可被人类理解（如信贷AI可展示“收入占比30%、信用历史占比50%”等关键因素）；

人机协作的“互补性”

：设计“AI辅助决策”而非“AI替代决策”的系统（如医生可通过AI分析医学影像，但最终诊断权仍在医生手中）。

典型案例：华为“盘古大模型”在煤矿场景中，通过“可解释AI”向矿工展示“瓦斯浓度预测”的依据（如传感器数据、地质结构），帮助矿工理解风险并采取行动，实现“技术赋能”而非“技术控制”。

四、价值升华：中国方案的全球意义

中国的“儒家生态经济学+经世致用”AI伦理实践，为全球AI治理提供了三大独特价值：

文化包容性

：不同于西方“普世价值”的单向输出，中国方案强调“和而不同”，尊重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伦理差异（如在数据隐私保护中，既遵守国际规则，又考虑发展中国家“数字鸿沟”的现实）；

系统协同性

：将AI伦理置于“生态-经济-社会”的整体框架中，避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如智能环保AI需同时考虑减排效果、就业影响与社区接受度）；

实践导向性

：以“解决问题”为核心，而非空谈“价值原则”（如针对算法歧视，直接提出“数据清洗-算法审计-结果公示”的全流程解决方案）。

结论

人工智能的发展本质上是“人类价值的技术投射”。中国的实践证明，儒家生态经济学的“经世致用”思想并非过时的传统，而是能为AI伦理提供“文化基因”与“实践智慧”的源头活水。通过将“仁、义、礼、智”的传统美德融入算法设计，中国正在推动AI从“工具理性”向“价值理性”跃迁，为全球AI治理贡献“以人为本”的中国方案。这一探索不仅关乎技术发展，更关乎人类文明的未来——当AI学会“仁”，技术才能真正服务于人的尊严与幸福。

关键词

：儒家生态经济学；经世致用；人工智能伦理；以人为本；算法设计

内容提及地域：浙江省、杭州市

IP属地：福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