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0日，明星赵丽颖把短剧平台给告了。

赵丽颖方指控称，红果短剧平台内的部分短剧涉嫌未经许可，利用AI换脸、融脸技术使用其面部特征合成到短剧角色中，甚至直接将其肖像用作短剧封面，用于商业引流。

该案并非孤例。此前，邓为、易烊千玺、杨紫都曾遭遇肖像被AI盗用，《诱君》《午夜公车：她捉诡超凶的！》等短剧都卷入了争议。

此前，演员吴越，张文宏医生等名人也曾长期深陷AI仿冒带货的困扰：不法分子伪造他们的面部、声音推销商品，当事人多次向平台投诉，但是侵权账号不断换号重生，维权陷入反复拉锯、疲于应对的困境。在不少已审结的同类肖像侵权判例里，即便原告胜诉，最终判赔金额往往偏低，侵权收益和违法代价严重失衡。

两类“捏脸”“盗脸”案件路径相近：一类是AI短剧里强行“出演”，一类是直播间里虚假代言。技术门槛降低之后，一条以抓取他人肖像为原料、依托名人流量变现的灰色产业链悄然成型。侵权方无需征得本人同意，即可批量生成高度仿真的人像内容，流量收益归于平台与制作者，而肖像权人却要承担形象被滥用、被虚假商业行为牵连的名誉风险。

长期以来，侵权成本偏低、维权负担沉重，助长了此类侵权行为的蔓延。不少从业者以“AI随机生成”“二次创作”“平台仅提供通道”作为抗辩理由，试图规避法律责任，模糊肖像权保护的刚性边界。

这里需要厘清AI“捏脸”的法律边界。最高人民法院明确的肖像权保护的核心判断标准是——“可识别性”，并不要求构成侵权的AI生成形象和本人分毫不差。司法实践中，判断AI生成形象是否构成侵权，要求判断主体是普通社会公众，而不是技术专家：只要一般公众能够稳定将合成形象对应到特定自然人。

即，如果一般受众看到短剧里的形象就是“赵丽颖”，足以产生身份误认，就满足侵权的判断要件；即便五官细节经过算法“微调”，即便制作者声称只是算法“借鉴元素”，也不能免除侵权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明确，未经自然人同意，处理肖像这类生物特征信息，生成可识别该自然人的虚拟形象并投入商业使用，就构成肖像权侵权；借助深度合成形象实施虚假代言、误导公众，造成名誉损害或者欺诈后果的，权利人可一并主张相应责任。这意味着，AI生成虚拟形象，只要能够指向现实中的特定个人，人格权保护就应当向前延伸。

著作权层面的二次创作、平台服务协议，均不能凌驾于人格权益之上，无法成为盗用他人面部形象的免责借口。所谓“AI随机自动生成”也不是天然挡箭牌。如果是定向抓取特定人物面部特征完成融脸、换脸，用于商业引流，即便算法参与生成，也不能豁免侵权责任；即便是所谓“AI撞脸”，商业平台也负有审慎筛查义务，不能把技术黑箱当作逃避责任的理由。

对平台而言，固守被动的“通知‑删除”模式已经显得滞后。平台掌握内容审核、算法管控的技术条件，面对辨识度高的公众人物形象，应当承担更高的事前审查义务，完善人脸比对、内容溯源风控机制，从源头压缩非法AI合成内容的生存空间。不能把AI技术的风险，全部转嫁到权利人身上，要求权利人反复投诉、反复举证。

深度合成是数字时代的创新工具，但技术中立不等于责任豁免，算法红利不能建立在侵害他人人格权的基础之上。人脸不是可以随意抓取、拼接、流转的“免费素材”，肖像权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人格名片——公众人物和普通公民的肖像权都不容肆意掠夺。

赵丽颖此次起诉短剧平台，期待司法能够划出清晰标尺，防止技术异化，引导AI创新在法治轨道内有序开展，平衡人格保护、科技发展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