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年来，人工智能快速迭代，引发一些人对未来社会的无限畅想，认为随着AI技术的发展，共产主义就会自然而然地得以实现。本文姑且将诸如此类的言论称为“AI共产主义”神话。实际上，AI技术要成为现实生产力并促进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必须通过一定的社会形式，即生产关系。撇开生产关系谈科技应用和生产力发展都是虚幻。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AI技术发展形成的生产力，其对未来共产主义实现所起的作用，仅限于客观上提供一定物质技术基础和变革所有制的革命力量。AI技术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真正为共产主义的实现提供无限可能。“AI共产主义”神话是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变种，其本质是以技术思潮为表现形式的、为金融帝国主义向数字帝国主义转型服务的一种资产阶级思想，是资产阶级企图掩盖金融帝国主义愈来愈严峻的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为继续剥削劳动人民创造的剩余价值编造的“美丽谎言”。在当今世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长期共存的局面下，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铁的事实，为AI技术应用提供制度保障、物质基础、价值引领和智力支持，打破西方“AI共产主义”神话。

近年来，以ChatGPT、DeepSeek、Sora等为代表的人工智能大模型的开发和应用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这些拥有能“聊天”、会“推理”，甚至可以“自主执行任务”等颠覆性技术的人工智能快速迭代，引发一些人对未来社会的无限畅想。如，“在数字科技革命背景下，社会主义理论不断创新”，西方出现“各种以数字技术发展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思潮，如赛博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交往社会主义、平台社会主义和凯文·凯利(Kevin Kelly)的狭义‘数字社会主义’等理论类型”(1);“借助于数字技术的‘解放性传播实践’，西方国家无产阶级在抗争中开始出现‘社会主义是未来’的口号，一些左翼政党在纲领中增加了社会主义的成分和色彩”(2);甚至美国科技界巨头埃隆·里夫·马斯克(Elon Reeve Musk)在一次与时任英国首相里希·苏纳克(Rishi Sunak)对话时指出，既然机器人把所有的工作都做了，创造了巨大财富，那么就可以通过政府进行分配，那样“我们不是全民拥有基本收入，而是全民拥有高收入”(3)。更是引发了一些人凭借AI高科技发展人类社会就能进入共产主义的幻想。这些幻想总起来说，就是抛开社会制度，仅寄共产主义希望于现代AI高科技生产力，丝毫不提生产关系和无产阶级的理论自觉、革命行动在实现共产主义过程中的作用。本文姑且将诸如此类的言论称为“AI共产主义”神话，其根源和实质是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批判过的“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在现代AI科技条件下的翻版。在我国以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及早揭露和批判这一初露端倪的错误政治思潮以正本清源，对于保证新时代新征程的改革开放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是十分必要的。

一、西方“AI共产主义”神话的虚幻性解析

西方“AI共产主义”神话鼓吹的核心观点是，只要科学技术不断进步，其促进社会生产力的作用不断发挥，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也能自然而然进入共产主义。这一观点是用变换了的形式对资产阶级思想家和机会主义者老调的重弹，其荒谬与虚幻性是显而易见的。

第一，AI技术要成为现实生产力并促进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必须通过一定的社会形式，即生产关系，撇开生产关系谈科技应用和生产力发展都是虚幻。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是人类生产实践中形成的利用和改造自然的一种能力。它随着人类生产劳动的发展进步而不断提高，并推动人类社会形态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科学技术因素在推动人类生产力发展、生产方式革新、社会物质财富增长、社会文明形态更迭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所以马克思把科学看成是“历史的有力的杠杆”，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4)。但需要注意的是，马克思将科学技术纳入生产力范畴，并不是将其视为与生产力的其他要素(人、劳动工具、劳动对象)相并列，并独立于物质生产社会形式之外、孤立发挥作用的力量，而是指科学技术只有在“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作准备”(5)的条件下，才转化为社会生产力。

因此，科学技术无论发展到怎样先进的程度，特定的生产关系是它不可须臾离开的必要社会形式。AI作为当今最先进的科学技术代表之一，其借以成为生产力的社会形式只有两种，或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或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下的AI技术，为进行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广大劳动者所有并为其服务;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AI技术，为榨取物质生产者和精神生产者剩余劳动的少数剥削者所有并为其服务。因此，撇开这两种现实的生产关系，尤其是其中的所有制关系，也就是撇开现实生活中AI技术为谁所有、为谁服务的根本问题，抽象地奢谈什么AI技术发展对生产力乃至对共产主义实现的作用，只能是一种谎言和虚幻。

第二，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AI技术发展形成的生产力，其对未来共产主义实现所起的作用，仅限于客观上提供一定物质技术基础和变革所有制的革命力量。

早在资本主义工业化时期，马克思对当时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应用，即机器大工业生产对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就做过充分而详尽的研究。马克思指出，机器的资本主义使用“在使生产过程的物质条件和社会结合成熟的同时，也使生产过程的资本主义形式的矛盾和对抗成熟起来，因此也同时使新社会的形成要素和旧社会的变革要素成熟起来”(6)，并作出“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7)的论断。这表明，资本主义工业化时期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一方面促进了社会物质财富的增加，客观上为未来社会积累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也不断加剧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对立，为资本主义的灭亡生产了掘墓人。

随着资本主义对科学技术和生产工具，以及对自身社会结构的不断调整，AI作为一门模拟、延伸和扩展人类智能的新兴科学，将资本主义从工业化和信息化时代带入智能化时代。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把人类的生产力水平推进到超乎想象的程度。智能时代的资本主义发生了许多新变化。例如，产生了“信息资本”“数字资本”“算法资本”“平台资本”等新型智能化资本;智能技术不断嵌入资本运行，丰富了资本的有机构成，形成“智能资本化”;造就一批垄断信息数据和掌控算法的智能科技巨头企业及智能化资本权贵;产生了新的劳动方式——数智劳动;等等。但不管怎样，这些变化终归属于科技的资本主义应用下产生的新型资本和新型劳动，甚至AI的产生本身也是资本主义在不触动生产关系前提下为缓解经济危机、进一步攫取相对剩余价值、实现资本增殖而进行的生产技术升级改造，是资本为了实现增殖而最大限度地压缩必要劳动的体现。AI终究也只是作为最先进的“劳动条件”而存在。在资本主义制度下，AI的飞速发展并没有改变资本与劳动的对立，其本质与马克思笔下的资本主义大机器工业生产并无两样。AI的资本主义应用所产生的社会矛盾，与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所产生的矛盾几乎如出一辙，仍然是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这种资本与劳动之间的矛盾，也进一步加剧了科技和劳动之间的对立。如AI技术的发展就其本身来说能够增加人们的知识量和选择性，但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应用下，则容易让人们陷入信息和知识“茧房”;智能技术就其本身来说能够使人类更聪慧，但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应用下，则让越来越多的劳动者降低认知和理解能力而不自知。资本家是人格化的资本，资本主义智能化时代的财富只属于获得智能技术垄断权的少数科技巨无霸企业和资本家们，多数人则无权分享智能技术创造的巨大财富。能够为智能化资本提供活劳动的人，其所分得的一小部分收入看起来或许较之前有所增长，但与垄断资本家急速增长的巨额财富相比根本不值一提，其意义仅在于维持劳动力的再生产。资本主义条件下，随着智能化技术的不断发展，劳动者只有选择以何种方式被剥削的自由。失去智能化技能或者不能为智能化提供“有用数据”的劳动者，在资本逻辑下最终将失去生活的价值和尊严。

以上分析表明，AI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伴随着资本和劳动之间对立的加剧，社会贫富分化鸿沟的加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将更加尖锐。如果无产阶级不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引下自觉组织起来，摧毁生产力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外壳，AI技术无论怎样发展都不会导致共产主义的自动实现。

第三，AI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不可能成为资本价值增殖的来源，所谓共享AI技术创造的财富从而实现共产主义更是彻底的谎言。

首先，高级人工智能的资本主义使用并不能产生剩余价值。ChatGPT、DeepSeek、Sora等生成式人工智能大模型，是一种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性的机器学习模型，并作为人的创造性思维的离身呈现，其本质是一种对象化数智劳动。因此，AI仍然是一种机器，一种高度智能化的机器。无论AI发展到什么程度，它的拟人思维和程序都是被人类预先设计好的，AI不会有属于自己的创新性思维和创造性成果。所谓数智生产的“自乘效应”并非大模型本身所具有，而是个体有目的地借助数智劳动对象化加以实现的。智能化机器人本身是人的对象化劳动历史发展的产物，人工智能只是将自身的由劳动者创造的价值转移到新的数据商品上，并没有创造出除劳动者赋予它的价值之外的新价值。所以人工智能并不能代替劳动者成为剩余价值的新来源，资本主义也不可能以“剥削机器人”来代替“剥削劳动者”。

其次，人工智能的使用并不能减轻资本对劳动的剥削。人工智能机器人本质上是历史累积起来的劳动，是生产资本的增加。而生产资本的增加意味着资本对活劳动奴役的增加。资本越增长，雇佣劳动量就越增长。从一定意义上说，AI的资本主义应用使资本家对劳动的剥削范围更广、时间更长、力度更大，剥削形式更加隐秘。如在数智化时代，资本对活劳动的占有从物质生产领域扩展到非物质的智力、认知、心灵、情感、精神等领域，几乎囊括了人的一切活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现代艺术与理论夏皮罗讲席教授乔纳森·克拉里(Jonathan Crary)指出，资本主义将军事上的“无眠技术”应用到更广泛的社会领域，形成“24/7式的市场与支撑持续工作和消费的全球建制已然运转多时”，使算法时代的数智劳动者(俗称“程序猿”或“码农”)陷入无间歇无极限的劳动模式(8)。数智时代的资本除了对劳动者劳动时间的剥削外，还将人们在生活中的足迹、思想和情感的痕迹纳入信息收集范围。其被资本有目的地“数字化”，成为资本增殖的来源，被算法量化后不断给资本提供新的剥削方案。资本主义人工智能时代人们受到的剥削一点也不比资本主义工业化时代少。这种范围更广、程度更深和形式更隐秘的剥削，促使劳动者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必须像马克思指出的那样，“学会把机器和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区别开来，从而学会把自己的攻击从物质生产资料本身转向物质生产资料的社会使用形式”(9)。

最后，人工智能的资本主义广泛应用，将进一步加剧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从而加速“两个必然”的到来。以算力、算法和数据为基础，以智能机器为载体，以人机交互为支撑的数智化大模型的资本主义广泛应用，使整个社会的生产越来越数智化，其生产模式体现为数智体系的“类人化”和数智生产的“自主化”，资本对活劳动的吮吸和压榨越来越便捷、灵活和精准。一方面，数智劳动的社会化程度空前高涨，对大模型作为数智基础设施的公共属性要求越来越高;另一方面，数字资本作为人机交互关系的操控者和分配规则的制定者，对数智大模型的资本垄断程度也越来越高。大模型的资本垄断和数智劳动社会化之间的矛盾，最终表现为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人民购买力进一步缩小的矛盾，从而酝酿着社会危机。当代西方国家一波又一波的裁员风潮和消费降级已经证明，被人工智能取代工作后的劳动者既不能获得财富，也不能获得自由。从一定意义上说，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和社会应用，为资本主义私有制丧钟的敲响和未来社会发展提供了较高的物质和技术起点。

总之，人工智能的资本主义应用以最大限度地压缩必要劳动来扩大资本主义社会不可调和的矛盾，从而助推资本主义私有制加速灭亡。AI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对于共产主义的实现，其意义仅限于此。AI技术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真正为共产主义的实现提供无限可能。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当劳动人民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成为人工智能核心技术的掌握者和使用者，所有智能设备的物质生产和数据资源运用不再为私人资本增殖服务，而是为满足广大劳动人民的需要服务的时候，且只有那个时候，才能消灭资本对智能科技的束缚，消除智能科技与劳动的对立。在被机器人取代一般工作后，人们才有机会进入更多自己喜爱和擅长的领域去学习和进步，进而实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归根结底，AI之于共产主义的实现，取决于AI与哪种所有制相结合。企图在不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前提下，纯粹依靠AI技术的发展来实现共产主义，无异于痴人说梦。其结果不仅不能实现共产主义，AI技术自身的发展前景也非常渺茫和危险。

二、西方“AI共产主义”神话产生的根源及实质

从根本上说，西方“AI共产主义”本质上是“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思想在新世纪新阶段的变种。马克思恩格斯曾在《共产党宣言》中集中批判过“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思想，指出，“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人想要消除社会的弊病，以便保障资产阶级社会的生存”(10)，而采取的方法“仅仅是物质生活条件即经济关系的改变。但是，这种社会主义所理解的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变，绝对不是只有通过革命的途径才能实现的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废除，而是一些在这种生产关系的基础上实行的行政上的改良，因而丝毫不会改变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至多只能减少资产阶级的统治费用和简化它的财政管理”，“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就是这样一个论断：资产者之为资产者，是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11)。

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和无产阶级革命形势的变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思潮都有一些相应的变化。如19世纪70、80年代，德国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国内阶级矛盾尖锐化，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工人运动蓬勃发展，德国统治者俾斯麦眼见单单用暴力手段无法阻止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就叠加采取政治上宣扬国家的“超阶级性”、经济上搞慈善和公共事业等手段，并称其为“俾斯麦国家社会主义”。然而，在被工人阶级识破其伎俩后，这种“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思潮只存在了20年，就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19世纪80年代的英国也出现过“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思潮。当时英国的工业霸权和垄断地位逐渐走向衰落，恩格斯曾预言：“当英国工业垄断地位还保存着的时候，英国工人阶级在某种程度上也分沾过这一垄断地位的利益”，“随着英国工业垄断的破产，英国工人阶级就要失掉这种特权地位，整个英国工人阶级，连享有特权和占据领导地位的少数在内，将同其他各国工人处于同一水平。而这就是社会主义将重新在英国出现的原因”(12)。然而，当时英国的几个社会主义团体，如社会民主联盟、社会主义联盟和费边派等，它们在政治上搞“宪政主义”，经济上搞“公社化”，方法上实行一点一滴的社会改良。这些做法实质上是打着“社会主义”的幌子极力保存资本主义社会一切祸害的基础，以求资本主义万古长存，是典型的“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恩格斯曾痛斥道，他们“这样做不是自己被欺骗，被愚弄，就是欺骗社会主义”(13)。最终，英国的工人阶级政党在“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思想侵蚀下蜕变为完完全全的资产阶级政党。

以上表明，无论是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还是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当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压迫和剥削进一步加深并引发阶级矛盾时，工人阶级都会本能地倾向社会主义。而随着资本主义制度危机的加剧，占统治地位的最顽固的资产阶级思想体系也会本能地、想方设法地渗入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从而冒出各种形式的“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来腐蚀和侵害工人阶级的思想武器——科学社会主义。

当前西方“AI共产主义”神话的产生，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加深、资本主义制度危机进一步加剧、“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思潮变相发展的结果。处于金融帝国主义时代的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并没有消失，反而在根本上进一步激化。为了摆脱危机，资本主义霸权国家除了将经济危机转嫁给广大发展中国家外，还在世界各地不断挑起、制造各种各样的冲突和战乱，甚至直接发动战争来转移国内矛盾，充分暴露了金融帝国主义的寄生性、腐朽性、反动性和没落性。但是，正如列宁所说，“如果以为这一腐朽趋势排除了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那就错了”，“整个说来，资本主义的发展比从前要快得多”(14)。有关资料表明，从信息化到智能化的AI科技革命，使金融帝国主义时代的资本主义在腐朽、垂死状态下得到了惊人的迅速发展。美国从自身利益及其所谓的“全球战略”出发，从国家层面调动更多资源提升人工智能核心技术能力，在吃尽“金融霸权”红利后，为从所谓的“战略竞争”中获得“数字霸权”作准备。随着AI技术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力将进一步提高，但其引起的社会生产关系调整的速度和力度，跟不上资本主义社会日益严重的两极分化速度和阶级矛盾的进一步尖锐化程度。民众对资本主义的怀疑和憎恨日趋增长，对社会主义的期盼和向往日益热切。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衍生出“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变种——“AI共产主义”。

资产阶级凭借AI技术的先发优势和技术垄断大肆鼓吹“AI共产主义”神话，实则是企图掩盖金融帝国主义愈来愈严峻的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为继续剥削劳动人民剩余价值编造“美丽谎言”。其具体表现为：一是凭借对先进技术的垄断将资产阶级打造成所谓的“率领人类奔向共产主义的领军者”，给人一种“资产者之为资产者，是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错觉，以模糊阶级利益和阶级差别。现实中恰恰是科技进步所引起的资本有机构成的改变，使工人阶级受资本剥削的时间更长、力度更大、范围更广、隐蔽程度更深。二是迎合人民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向人民许诺未来的经济利益，开空头支票。马斯克认为，“全民基本收入”可能是解决因机器代替劳动力而造成的失业的一种方案，“全民基本收入”在未来是必要的(15)。但现实是，还不到那个时候就已经有大批的工人因人工智能的资本主义应用而失业，致使基本生存都无法维持。国内也有一些自媒体大V竭力鼓吹“AI将给人们带来不劳而获”的生活，这实际上是将劳动在共产主义社会“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16)给剥夺了。三是采取威胁和利诱双重手段。马斯克在接受美国媒体访谈时“预言”，几年内AI就会“超越最聪明的人类”;AI的发展要么“带来积极结果”，要么人类被“灭绝”(17)。姑且不论这种预言的准确程度如何，作为资本科技界的重要人物，发布这种危言耸听的言论，给人一种“科技若不追随资本的步伐，美好社会就不会到来”的威胁感。这里要问，科技可能毁灭人类的危险，难道不是它的资本主义应用造成的吗?人类文明史和科技发展史证明，一项新的科技发明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否有促进作用，是由它所依存的社会制度的性质决定的。核力量既可以用来服务于人类，也可以用来毁灭人类，就是证明。

总之，资产阶级鼓吹的“AI共产主义”神话与科学社会主义毫无共通之处。它将共产主义说成“资本主义也竭力追求”的社会状态，混淆并掩盖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根本冲突;它许诺劳动者在未来社会的经济利益，但仅限于满足劳动者基本的生存条件;它用AI代替人类工作后“满足人们基本收入分配”的空头许诺，来欺骗劳动者为当前的资本增殖和摆脱危机卖命，丝毫不提造成贫困和危机的制度性根源。无论“AI共产主义”神话说得多么冠冕堂皇和天花乱坠，其本质是以技术思潮为表现形式的、为金融帝国主义向数字帝国主义转型服务的一种资产阶级思想。列宁曾在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提出过一个著名的公式，即“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18)。离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离开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无产阶级政权，离开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任何科技发明创新都不能自动实现共产主义。“AI共产主义”神话既不可能消除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困问题，也不可能使无产阶级得到真正意义上的解放，只是资产阶级编造的谎言和无法实现的神话。

三、抵制西方“AI共产主义”神话的路径思考

西方“AI共产主义”神话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智能化时代生产力发展引发社会阶级矛盾激化的条件下，资产阶级为维护其统治地位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渗透的必然结果。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应用，其影响不再仅仅局限于科技，它给中国的意识形态也带来了严峻挑战。在当今世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长期共存的局面下，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定“四个自信”，为AI技术应用提供方向引领、理论指导、制度保障和智力支持，让AI技术在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实践、伟大斗争、伟大历程中大展身手，用铁的事实打破西方资本主义的“AI共产主义”神话。

(一)遵守宪法规定，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为AI技术应用提供最优越的社会制度基础

“AI共产主义”神话鼓吹在AI技术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应用基础上实现共产主义，这是其欺骗性的要害所在。若不区分AI技术应用的社会制度基础，就无法戳穿这种错误政治思潮的谎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总纲中明确规定：“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19)。公有制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共产党执政的经济基础，是保证我国人民走向共同富裕、防止贫富悬殊和收入差距扩大的关键所在，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经济制度上的根本区别。只有坚决贯彻落实“两个毫不动摇”和“两个健康”，即“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大力发挥公有制经济在促进共同富裕中的重要作用，同时要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20)，才能确保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从根本上保证人民走向共同富裕，为AI技术的应用提供最优越的社会制度基础。

(二)加大投入，保护人民群众投身科技进步、发展物质生产的积极性，为AI技术的社会主义应用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

共产主义的实现必须建立在一定的物质技术基础之上。恩格斯之所以将圣西门、欧文等人的社会主义理想及其实验称为“空想社会主义”，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时社会经济水平不够发达，“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还隐藏在不发达的经济关系中”，因而“是一开始就注定要成为空想的，它越是制定得详尽周密，就越是要陷入纯粹的幻想”(21)。如今AI技术飞速发展，其在未来可能创造的物质财富远超想象。人工智能时代的来临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重要战略机遇。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22)。新阶段新征程，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社会主义中国积极参与及至引领以AI为主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充分利用后发优势，自觉加大对科技研发和应用的投入，深化科技管理体制改革，统筹各类创新平台建设，加强创新资源统筹和力量组织，切实赋予科研单位和科研人员更大自主权，提升科技创新投入效能，保护人民群众投身科技进步、发展物质生产的积极性，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必将打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技术垄断和资本垄断，“AI共产主义”神话也就不攻自破。

(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科学技术，为AI技术应用提供价值引领

科技发展从来不是什么“价值中立”，而是在一定价值观的指导下进行研发和运用的。近代以来，西方在科技领域领先发展，科技沦为资本增殖的工具。在AI技术发展的当代，更是形成了以芯片、算法、专利成果等为主要标志的资本导向型技术评价指标，却忽略了AI技术的真正价值所在。从根本上来说，AI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其价值取向是资本而不是人民。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AI技术的应用坚持人民至上理念，让科技成果惠及全体人民，才是发展AI技术的真正价值所在，也是科技助力共产主义实现的真正价值方向。恩格斯曾指出：“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23)人民群众的利益和需要既是发展AI技术的价值所在，也是AI技术自身发展进步的根本动力和源泉。

我们在做AI技术创新的战略规划、课题设置、成果推广时，应秉承“人民至上”理念，以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分层次、有步骤、有计划地进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两个毫不动摇”政策下，要审视技术创新、资本投入与群众利益和需要的关系，将资本作为技术创新服务社会发展的工具，以技术应用的社会价值作为资本价值评估的标准，同时加大对耐心资本的扶持力度，引导耐心资本更多地投向服务人民、造福人民的产品，防止科技发展落入“为了创新而创新”的资本权利游戏中。这既是唯物史观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AI发展方向，生产出更多服务人民、造福人民的高科技、高智能产品，必将为抵制“AI共产主义”思潮提供有力的价值引领。

(四)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提高防范和抵御“AI共产主义”神话等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能力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不能从人们头脑中自发地产生，也不能直接从一些其他专门知识中系统地得到，只有通过教育、学习和实践才能为人们所掌握。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我们就不能科学正确地判断形势、分析问题，就很难抵挡形形色色错误思潮的渗透和侵袭。“AI共产主义”神话之所以在一定范围内得以流传，甚至国内也有人跟风，一个重要原因是西方资产阶级理论家利用普通群众不懂科技又不懂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而进行招摇撞骗。因此，越是加大科技发展普及科技知识，就越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通过久久为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普及教育，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有学者指出，“现有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的所有制及分配关系越来越容纳不下‘互联网+’为代表的社会生产力的极大发展，必然呼唤着新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的诞生”;“21世纪中叶前后，极有希望迎来世界社会主义再一次英姿勃发的大好机遇”(24)。到那时候，AI为共产主义的实现而大展身手的时代也就真正到来了。

注释：

(1)李泉、杜敏:《西方左翼数字社会主义理论:动力、特征与抗争》，《社会主义研究》2024年第1期。

(2)艾欣、蔡晓良:《“数字社会主义”何以可能——基于对西方左翼学者理论的批判性探讨》，《国外社会科学前沿》2024年第3期。

(3)PaigeMcglauflinandJoeyAbrams，“ElonMuskSaysAIWillRemoveNeedforJobsandCreate‘UniversalHighIncome.’ButWorkersDon'tWanttoWaitforRobotstoGetFinancialRelief”，https://fortune.com/2023/11/06/elon-musk-ai-artificial-intelligence-universal-income-jobs/.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372页。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93页。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76-577页。

(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74页。

(8)参见[美]乔纳森·克拉里:《24/7:晚期资本主义与睡眠的终结》，许多、沈清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年，第7页。

(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93页。

(1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0页。

(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1页。

(1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78页。

(1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43页。

(14)《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85页。

(15)参见《马斯克:如果AI取代人类工作“全民基本收入”将成为必要》，https://tech.huanqiu.com/article/9CaKrnK9BTI。

(1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35页。

(17)《马斯克最新言论:2029年AI将超越人类总智慧，有20%概率引发人类灭绝》，https://www.yicai.com/video/102493305.html。

(18)《列宁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64页。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8-11页。

(20)习近平:《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求是》2025年第6期。

(2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74页。

(22)《加强领导做好规划明确任务夯实基础推动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健康发展》，《人民日报》2018年11月1日。

(2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68页。

(24)李慎明:《当今世界仍然处于金融帝国主义时代》，《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6年第8期。

(作者系武汉纺织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本文原载《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5第7期，作者授权红色文化网发布。)